2022年上半年，法国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然而，俄乌冲突突然爆发、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相继而来，法国面临着新挑战和新变局。
当地时间4月24日，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到底是现任总统马克龙打破近20年传统赢得连任，还是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创造历史成为法国首位女总统，结果即将揭晓。
虽然外交政策不是法国大选的主要议题，但作为欧盟“领头羊”、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和总统的外交作为备受全球瞩目。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此次法国大选对中法、中欧关系是否会带来冲击?有着独立外交传统的法国，能否发挥其引领作用推动受阻的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中美欧三角是否会转向“西方和其他”的两极?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就此进行深度解读。
马克龙追求“大国外交”
第一任期中法关系平稳发展
新京报：从2017年至2022年，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的对外战略有何明显特点?
崔洪建：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执政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一直在寻求两个平衡。一是在内政上尽力保持左右平衡。马克龙把自己塑造为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因此其对内政策注重左右平衡，如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想要保持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二是内外平衡，即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认为法国的内政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或解决，例如通过提升欧盟的财政能力来化解法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通过气候变化外交来帮助法国的能源转型等等。
在对外战略上，马克龙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回归“戴高乐主义”，帮助法国人重新树立民族和大国自豪感;二是强调欧洲一体的主权性质，提升对欧盟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两个目标出发，马克龙任内一直追求“有法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很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包括力推气候变化外交、促成“巴黎协定”，作为欧盟“代表”与特朗普过招、公开批评北约“脑死亡”、主张对俄罗斯缓和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等。但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国内改革受阻拖了马克龙外交的后腿，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也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新京报：马克龙2018年、2019年曾两次到访中国，他还说过“任内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就暴发了。如何评价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崔洪建：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马克龙表现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不仅他本人连续到访中国，中法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互动与合作得以推进。
但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龙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的掣肘，没有摆脱欧盟和西方对华关系的大环境影响。
首先，作为欧盟“领头羊”，法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受制于欧盟的对华关系。譬如中欧在政治和人权领域的分歧，不是法国一国能解决的，其对华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龙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真正体现出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
其次，马克龙当政的这五年，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应对这些内部关系的变化。譬如在对美问题上，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对欧政策变化，不得不应对北约和欧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对英法、英欧关系的冲击等等。
因此整体来说，在马克龙的第一个任期内中法关系发展平稳，但受制于各种内外因素，中法合作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更好的释放。
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
大选不会冲击两国关系
新京报：法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到底是马克龙赢得连任，还是勒庞逆盘当选，很快就将揭晓。此次法国大选会为中法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吗?
崔洪建：在此次法国总统大选中，对外政策不是重要和优先议题，即便在有限的外交议题中也被俄乌冲突抢了风头。但从两方的基本立场来看，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上台，中法关系受到的影响都比较有限。
这一是因为内政尤其是改革问题仍将是下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在对外政策领域，如何应对俄罗斯和欧洲安全问题也将是重中之重;二是因为中法关系的总体结构稳定，双方在很多领域有合作共识和基础，即便在一些领域有矛盾分歧，但短期内不会对双方关系造成大的波动。法国政府在处理涉华敏感议题时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中法关系生变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具体来看，如果是马克龙连任，短期内他仍然很难摆脱在第一个任期内受到的种种限制，即优先解决内政问题，鉴于他此前受到过“轻内政、重外交”以及在调停俄乌冲突上“效果不佳”等国内批评，马克龙可能会重新调整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平衡。马克龙如果连任，在外交领域需要优先应对的还是俄乌冲突的问题，因此从优先顺序上来看，马克龙会优先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处理和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大选后的新政府会尽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并且会更多地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来和中国打交道。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龙处理俄乌问题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法关系。如果欧俄、法俄关系能得到缓和，中法关系的发展空间会相应宽松。如果法国也接受了美国那套“中俄绑定”的说辞，那么一旦欧俄、法俄关系陷入长期紧张，中法关系也会遭遇“池鱼之殃”。
如果是勒庞赢得大选，她在对外政策重点是兑现承诺，首先解决法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法美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属于极右翼反建制派的勒庞对上传统建制派的拜登，相信会擦出一些火花。但对华关系不会是勒庞的优先事项，中法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新京报：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过去50多年的中法交往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洪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中法关系有其独特性。法国一直有独立外交的传统，使得它在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体现。这种传统还是来自于法国相对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性，能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这让中法关系自戴高乐时期以来能保持总体稳定发展，即便有分歧和矛盾，双方还是能坚持以合作为主。
但法国目前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它本身实力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法国影响力下降导致其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下降，中法关系的独特性在中欧关系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过来又对中法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限制。因此，只有法国提升其实力和对欧盟的影响力，才能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引领作用，中法关系的独特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大选叠加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引领中欧关系发展作用有限
新京报：2022年1月1日起，法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法国是否可以发挥其影响力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崔洪建：中方一直重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法国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推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上，也包括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2022年上半年中法本来有望在疫后经济复苏、绿色数字转型、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公共卫生合作等领域推进合作并取得进展。马克龙政府也很想抓住时机大干一场，既能当好欧盟的家，又能借此为大选赢得有利筹码，为此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轮值目标和规划。
但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机不好——俄乌冲突爆发和持续打乱了马克龙的计划，轮值欧盟、大国外交和总统选举三者非但没能相互帮衬，反而相互添乱，马克龙的资源和精力分配不当，给他的选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马克龙政府没能按计划推进它的轮值目标，没能在推进中法、中欧关系上有更多作为，是令人遗憾的一点。
以被欧洲议会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中法领导人之间多次通话和各层级交流中都谈到这个问题，法国虽然表态支持协定，但并没有拿出具体办法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法、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合作都会遇到障碍。如果法国不能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思路来解决问题，短期内中法、中欧关系的经贸合作都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欧盟提出的对华“三重定位”，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视中国为伙伴，在技术经济领域视中国为竞争者，在制度和治理模式方面视中国为对手?目前中欧关系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
崔洪建：欧盟提出所谓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是想回避中欧关系的方向问题——到底继续坚持以合作为主还是转向竞争?它将合作、竞争和对手这三个层面并列，至于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议题上，欧盟希望可以掌握主动权。
欧盟认为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这种认识一旦成为政策就会出现混乱。还是以中欧投资协定的问题为例：按照欧盟的定位，协定是体现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属于合作层面，但它却被欧洲议会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绑架了，无法进一步推进落实。欧盟本来是想在三种政策逻辑之间搞所谓“平衡”，但欧盟复杂的运作程序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手”的倾向越来越强，从而影响到合作层面。
欧方提出“三重定位”表明，它的对华政策调整已经从政策行为层面上升到观念和原则层面，欧方是想继续掌握中欧关系的主动权，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现在的中法、中欧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必须着手解决问题才能推进合作的阶段，和以往双方主要靠推进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太一样。由于欧洲方面的政治变化，一些势力不断给中法、中欧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不解决掉这些障碍，中法、中欧关系要往前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我认为，从务实合作的角度出发，需要在中方以合作为主的认知与欧方的“三重定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即在应该合作的领域尽力推进合作，不能用其他层面的问题进行干扰;在有分歧的方面，要尽快找到一套管控分歧的相处模式。一边增进合作一边克服障碍，才能不断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俄乌冲突推动美欧靠拢
中美欧三角格局或生变
新京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对外战略上是否会作出比较大的调整?法国此前积极在俄乌中间斡旋，但没能阻止冲突爆发，它此后是否会改变对俄态度?
崔洪建：俄乌冲突短期内会推动欧洲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合作，因为面对现实的安全问题，欧洲需要依靠美国和北约。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俄乌危机对法国有两方面的刺激：其一，法国不得不承认，短期内它必须依靠北约来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其二，长期来看，危机和冲突会加强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欧洲安全秩序的问题未来还是取决于欧盟能否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能完全交由美国和北约来解决。
但在法国的两个关切之间也存在矛盾，即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目标之间有冲突。所以我认为，马克龙连任之后，法国会考虑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一方面强调和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新京报：马克龙一直积极倡导欧洲战略自主，还说过北约已经“脑死亡”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崔洪建：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首先，他比较成功地给欧洲战略自主打上了法国和他本人的烙印。对于欧洲战略自主背后的一整套观念和思想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的形成，马克龙功不可没。其次，他也积极推动了一些具体领域的合作，譬如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最有实力的军事大国，它在推动欧洲安全防务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然，欧洲战略自主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如条件不成熟、内部分歧大等。有一些欧盟国家还对战略自主被“法国化”不满，在一些领域拒绝配合或是消极怠工。这也是马克龙在第二任期需要注意的问题，不仅要让战略自主“法国化”，还要让它真正成为欧盟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有得到它们的支持，战略自主才能推动下去。
目前的俄乌冲突对马克龙而言也可以是一个机会，譬如首先将战略自主的目标锁定在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应对“俄罗斯威胁”的问题上——因为至少目前欧洲内部在这两点上还保持相对一致。然后再循序渐进，将战略自主扩展到其他一些分歧更大的领域。
新京报：此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中美欧”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是否会靠得更近，从而改变这一格局?未来的国际格局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崔洪建：最近几年国际局势变化非常迅速。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拉拢欧洲和其他盟友，希望形成并维持一个以美欧+盟友体系来对付其他大国的所谓“一超多强”的局面，这个一超不仅仅指美国，而是美国加上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
换言之，美国试图把西方打造成“一超”，共同对付其他正在发展和崛起的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目前来看，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矛盾加深，欧洲给予美国的配合和支持会越来越多。因此，今后一段时期的国际格局可能是两层格局的相互叠加——一个是“中美欧”三角，一个是“西方和其他”的格局。
这里所说的“西方和其他”不完全等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因为所谓的“西方”在不同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立场——譬如在俄乌问题上他们可能形成团结一致;但在其他议题上则会继续存在分歧和矛盾。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不像冷战时期两极对峙、非黑即白的僵化格局，它的底色是群雄并起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