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25日圣诞节当天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85岁。他是当代最受瞩目的美国汉学家之一，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太平天国》《王氏之死》等书都已经成为史学经典。据美联社报道，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AnnpingChin)透露，死因是与帕金森病有关的并发症。
学史以司马迁为楷模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萨里，父亲在一家出版社和艺术画廊工作，母亲则热衷于研究所有与法国有关的事物。1954年，史景迁从男校温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在军队中服役了两年，然后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成为了校报的编辑，并与他人开始共同编辑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
1959年，在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史景迁前往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Wright)。通过芮玛丽，史景迁认识了明清史专家房兆楹，在他的指导之下，史景迁成为了西方第一个利用台北故宫清代档案做研究的学者。史景迁的中文名也是房兆楹所取，
意思是“景仰司马迁”
。史景迁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以康熙宠臣曹寅的家族兴衰为着眼点，描述了统治者与江南地区代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1966年，该论文出版成书，同年，史景迁加入耶鲁的教师队伍，并一直任教至2008年退休。
史景迁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总共获得过八个荣誉学位，还被邀请成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学的荣誉教授。1979年，史景迁获得古根海姆奖;1985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1988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是在1974年，当时他与14名耶鲁教授一起前往了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
史景迁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1993年，他与现任妻子金安平结婚。金安平也是房兆楹的弟子，并且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专攻中国思想史。
经典之作《追寻现代中国》
史景迁一生总共写了十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
，此外还有大量的评论、散文和演讲等。其中最出名的是《追寻现代中国》，这本将近870页的作品，从17世纪的明朝鼎盛时期讲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联社称，这本书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史景迁像写侦探小说那样去介绍中国历史，为西方读者解密了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史景迁在书中提到了“世代顺从的模式和义务的观念”，以及旨在打破这些模式的叛乱和革命，无论是1644年明朝的灭亡、1911年末代皇帝的退位还是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追寻现代中国》不仅受到了评论家的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目前仍广泛被美国大学课堂所使用。“无论问题多复杂，他(史景迁)所叙述的历史总是生动的，总是具体的，总是可以理解的，”《纽约时报》书评人莱曼-霍普特(ChristopherLehmann-Haupt)写道，“这本书无疑将成为这个主题的标准文本。”
史景迁在耶鲁任教40多年，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追寻现代中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他讲课内容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曾经的学生、记者、中国学者翟淑珍(SusanJakes)回忆说，史景迁上课的节奏有条不紊、令人着迷，
能同时兼顾宏大的主题和精准的细节
。“这些讲课给人一种精雕细琢的短篇小说，有时候甚至是长篇小说的感觉。它们的标题很有欺骗性：‘下面的风景’‘一切都在翻译之中’‘闯入世界’‘炸弹和钢琴’——它们逐层递进，并以惊人的启示或安静的诗句结束。”
“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史景迁文采斐然，奠定了中国史“叙事转向”(narrativeturn)的典范，达到了“文史合一”的境界。他的写作注重文本的趣味性和知识性，绝大部分著作都
聚焦于个体
在中国近代史动荡洪流中的命运与挣扎。
史景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他的《王氏之死》就是从古籍的寥寥几行字中，抽取了一个既没有生平也不了解情感，充满空白、连名字都没有的死者王氏，然后基于其他史料还原了她被丈夫杀害的“犯罪现场”。《王氏之死》所依赖的史料既有地方志，也有《聊斋志异》这样的虚构作品，这使得整部作品拥有了妖狐、法术、刺客等“想象”。
在另一部著作《康熙》之中，史景迁利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技术将康熙这一历史人物带到了读者面前。“史景迁用他自己的话向我们介绍了这位君主，”历史学家和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在2004年史景迁成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中说道，“康熙直接与读者进行交谈——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这本书是有争议的，因为皇帝的讲话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从无数的资料中拼贴出来的。但康熙的声音生动且令人信服，这本书突破了汉学家传统受众的限制，接触到了更广泛的公众。”
已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生前在评价史景迁时说道：“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曾说：“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
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