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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上班时可以随心穿搭。

但是，这种看似稀松平常的穿衣自由是一场漫长斗争的结果。

曾经，女性被华丽厚重的服装束缚。这种刑具般的美丽甚至勒得她们无法正常呼吸，更别提去工作了。而裤装的发明为女性的解放带来了一种可能性。穿上紧身裤，她们能够自由地奔跑、骑自行车，离开家庭去更远的地方。

然而，直到现在，女性的着装还面临着接连不断的束缚。

在日本，职场女性不得不穿高跟鞋上班；在美国，女明星在秀场穿西装仍旧是稀少的特例；而在性侵案件的判定中，女性受害者仍会因其着装而受到质疑。

这场争取女性穿衣自由的拉锯战还在进行中。“为自己而穿衣”——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与每一位女性的身体、自由与权力息息相关。

下文节选自《穿衣自由？》，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永远不要穿任何可能妨碍你逃离危险的衣服

我爸给我的唯一时尚建议是：永远不要穿任何可能妨碍你逃离危险的衣服。

这条建议虽然透着悲观，但极为现实。从高跟鞋到铅笔裙，女性时尚的许多标志性元素不仅让穿着者感到不舒服，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拖慢脚步、危及生命。

女装所承载的规训向来多于男装，即便在今天，仍有人对女性穿着舒适、便于行动的衣物感到不安。女性在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依旧承受的束缚（尤其是在身体自主权和生育自由方面）在时尚中得到了映射。在一个依旧试图通过穿着来控制女性身体的社会中，舒适自在地穿衣无异于一场小型革命。

但“为自己而穿”的历程并非一条直线，更不是以全面解放为终点的英雄故事，而是自身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持久拉扯，是自由与融入的对抗。

随着休闲装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变得可接受，时尚的自我决定运动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二元问题：我们是谁与我们希望被看作的样子。

我们是为自己而选择舒适，还是为吸引或打动他人而牺牲舒适？为了看起来“得体”或“好看”，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己的行动和自由？我们是否想用衣服来重塑或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们是否愿意在享受真实自我之名下摒弃一切外在标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脚踩5英寸高跟鞋、身穿绷带裙的女性就一定是自我厌恶，也不代表套着宽松运动服的女性就更接近自我实现。每个人的选择会随身份、情境、心情而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迎合他人对你外貌的期待，确实能带来某些好处。

我们穿紧身裤，是因为真的很舒服

最近，从学校行政人员到电视主播，再到一些愤怒的母亲，大家都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紧身裤。看似荒诞，实则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对女性身体的规范化，尤其是对那些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主流标准的身体的管控。

这种管控从小就有，常以校园着装规范的形式出现，并且总是带有明显的性别双重标准。

2015年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一所高中禁止女生穿紧身裤和瑜伽裤，除非搭配长款上衣。校长称，规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帮助她们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对此，校内高年级学生会主席西娜艾奥鲁波提亚说：“我们穿紧身裤并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是因为它真的很舒服。”

校园着装规范通常对女性、性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进行针对性约束。学校往往会对穿紧身裤或类似服饰的大码女孩进行身体羞辱，而身材“标准”的学生则较少受到指责。

一位校长声称，规定裙子长度是为了“保障女生的安全，防止男生想入非非，并为男性教职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种说法将男生和男性教职工塑造成潜在的受害者，而女生则被视为加害者。

这类着装规范频繁出现在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在初中和高中。在这一时期，女孩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常常像是把身体当作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手榴弹。

紧身裤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触及我们关于女性身体、自由与权力的所有敏感神经。它既被认为过于休闲，又被视为过于性感，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束缚。

因其舒适性和实用性，紧身裤在某些语境中被赋予男子气概；而因其紧贴身体、勾勒曲线，又在其他语境中被贴上过于女性化的标签。

2017年美联航拒绝两名穿着紧身裤的女孩登机。事后，航空公司回应称，她们是通过员工家属特别项目获得机票的，该项目有更严格的着装规范。

同一航班的另一名女孩为了顺利登机，在紧身裤外套了一条连衣裙。乘客香农沃茨在推特上曝光此事，迅速引发热议。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这一着装要求并不适用于男性乘客，有个孩子的父亲穿着膝上短裤，却“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次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

若要追溯紧身裤的历史渊源，灯笼裤大概是最接近的原型。

在那个年代，女性的服装直接影响她们的健康：鲸骨紧身胸衣和多层衬裙的束缚限制了正常呼吸，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伤及内脏。厚重的衬裙由麦秆或马鬃加固，重达10至12磅，使穿着者行动缓慢。拖地长裙不仅容易沾满灰尘，对于在工厂工作的女性而言，还可能使她们被机器卡住。时尚趋势刻意束缚女性，将她们限制在家庭领域。

越是追随潮流，越显高贵，因为这表明你无须工作奔波，且有仆人协助穿戴这些繁复的服饰。正如学者珍妮特默里所言，女性是“父亲或丈夫财富的行走的广告牌”，是可被展示的财产，而非自主的个体。

灯笼裤的出现挑战了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传统观念。及膝裙搭配脚踝收紧的灯笼裤构成了所谓的“革命裙”，成为抗议的象征。

布卢默在《百合花》上写道，穿“革命裙”的女性“不在乎那些拘谨绅士怎么看”。女性终于可以成为“上帝所创造的自由而健康的人，不再受服装奴役，也不再被束缚、扭曲或拖累”。

布卢默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穿着“革命裙”的照片后，收到了数百封来信。许多女性表达了对摆脱传统服饰的渴望，并请求提供设计模板，以便亲手制作这种裙装。“灯笼裤主义”随之兴起，并在进步主义浪潮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一场争取穿衣自由的一种消费现象。

它的剪裁参考了中东女性的长裤，因此有时被称作“土耳其长裤”。灯笼裤与及膝裙的搭配意在解放身体，因此被一些妇女参政论者称作“自由裙”，而它所带来的自由，也远不止衣着层面。

非裔诗人、废奴主义者夏洛特格里姆克曾身穿灯笼裤爬上樱桃树。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获得了漂亮的水果，并第一次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

这套衣服不仅使女性能够独立行动，也具备社交功能。在灯笼裤舞会上，女性穿着它翩翩起舞。它代表一种美国时尚观念，在法国设计师主导潮流的时代，它为女性提供了从这套自上而下的时尚体系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一位改革者在《脱离巴黎时尚专制独立宣言》中如此总结道。

在灯笼裤的巅峰时期，这种服饰获得了近乎压倒性的关注，甚至使得第一波女性主义者追求的自由解放显得黯然失色。

布卢默写道：“我们都觉得这种服装分散了人们对更重要事物的注意力，比如女性应享有更好的教育、更广泛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劳动报酬，以及能保障她们权益的选举权。”社会改革家苏珊B.安东尼也表示，当她穿着灯笼裤演讲时，“观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的衣服上，没人在乎我说了什么”。

最终，就连布卢默这样的坚定支持者也放弃了灯笼裤，转而选择更轻便的改良裙撑，它不再依赖厚重的衬裙来塑造轮廓。“革命裙”先驱米勒也坦言，在穿了七年之后，她“‘移情别恋’，回到那些紧绷旧衣的怀抱，成为怀有爱美之心的牺牲品”。

下一波服装改革围绕自行车这一新潮流展开。自行车将女性的独立具体化，使女性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机动性。

在一个仍将“柔弱”与“迷人”画等号的社会，自行车无疑让女性变得更强大。安东尼曾说，骑行“为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为方便骑行设计的“理性着装”是在宽松裤子外套一条短裙。女性骑行者还会穿分体裙，它将传统裙摆一分为二，变成两条裤管，以防布料卷入车轮辐条。

这类服饰曾引发巨大争议，在法国法律禁止女性穿长裤，除非“该女子手握自行车车把或马的缰绳”；曾有女性因穿分体裙而被捕。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各类体育活动，运动装成为赋予女性更大自由与身体掌控感的途径。所谓“新女性”由此诞生，她们是布卢默的继承者，但比前辈更加独立、活跃。

裤装很自然地成为西方服饰的下一个前沿。飞行员阿米利亚埃尔哈特是早期穿着裤装的标志性女性之一。她偏爱简洁实用的衣服，并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个人服装系列，其中裤装占据重要位置。与此同时，凯瑟琳赫本和玛琳黛德丽等好莱坞明星在银幕内外穿起裤装。“二战”期间，随着女性大量进入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劳动领域，普通女性也开始穿裤装，裤装逐渐被大众接受，并成为日常穿着的一部分。

虽然当今的争议焦点多集中于紧身裤，但女性穿裤装在某些场合依旧面临隐性阻力。英国航空公司的女性乘务员直到2016年才争取到穿裤子的权利，她们在庆祝中说道：“我们再也不用忍受寒冷了，再也不会在冰冷潮湿的机舱里瑟瑟发抖了。”

在一些福音派社区，女性仍被禁止穿裤子。即便在相对自由的好莱坞，礼裙依然是女性红毯造型的默认选项，虽然越来越多女性开始穿上裤装、西装或连体裤。若一位女性身着西装出席好莱坞活动，往往带有声明意味。

2018年Lady Gaga穿着超大号马克雅各布斯西装出席《ELLE》举办的“好莱坞女性”活动，并在台上表示：“作为从小被教导要服从男性的女性，今天我决定夺回权力。今天我选择穿上裤子。”

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伤害自己双脚的情况下工作？

它原本是男性专属，10世纪波斯士兵穿着它以便将脚稳固在马镫中，直到18世纪初才逐渐被编码为女性化的象征。

如今，高跟鞋奇怪地处于性感与职场需求之间。高跟鞋不舒服，影响步伐，还容易造成肌腱拉伤、脚踝扭伤和背部疼痛等健康间题。

2015年英国演员尼古拉索普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临时接待员。第一天，她穿着裤装和黑色平底鞋到岗，却被要求换上连衣裙，就像学生被要求换上更“得体”的衣服才能入校一样。接着，她又被告知公司有一项针对女性员工的规定，如果她不立刻换上高跟鞋，就会被解雇。

对此，索普发起了一项反对性别歧视的请愿，获得了超过15.2万人的支持。案件最终被提交至英国议会。在听取医生和女性的证词后，政府发布报告指出，现行法律已禁止雇主强迫女性员工穿高跟鞋，但执行不力。

然而，政府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索普称此举为“逃避责任”。她发起的运动虽然未在法律层面取得胜利，但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促使许多雇主放宽对女性员工的着装要求。

2019年日本职场女性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要求女性在办公室穿高跟鞋的普遍规定。

这一规定只是日本严格着装规范的一部分，一些公司甚至禁止从事公共服务的女性佩戴眼镜，或者强制要求化妆、穿丝袜。

模特兼临时员工石川优实在推特上写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伤害自己双脚的情况下工作，而男性却可以穿平底鞋？”

这条推文被数万人转发，引发了“# KuToo”（我也痛）运动。该标签致敬＃MeToo，“Ku”来自日语中的“鞋”与“痛”。

石川随后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交请愿书，呼吁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提出此类要求。对此，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回应道，穿高跟鞋“是社会普遍接受的职业需要和得体规范”。带有性别歧视的着装规范始终以此类逻辑自圆其说。

时尚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令入不适，还消耗女性的时间与精力。更糟糕的是，它常被用作质疑性侵受害者的工具，“你当时穿的什么”仍是受害者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

学术期刊《法律与不平等》引述了1989年的一起性侵绑架案，陪审员宣判被告无罪，理由是受害者的衣着暗示她当时在“招揽他人提供性服务”，甚至称“她显然是为了好好享受才穿成那样”。

衣着与性侵毫无关系，然而，依据女性的穿着来指责她们“自找麻烦”的观念仍然顽固存在。1999年意大利一法院甚至裁定穿牛仔裤的女性不可能被强奸，理由是牛仔裤太难被他人脱下。

在这种责备受害者的观念下，改变的责任被推到女性身上，要求她们避免穿着可能“挑衅”男性的衣服。尽管男性也可能成为性侵受害者，但他们的穿着绝对不会被指责。

如果没人看，你会穿什么衣服？

时尚越来越趋向性别中立，让人们能够选择既符合自我认同，又舒适自在的服饰。尽管灯笼裤和“理性着装”只是特定年代的短暂潮流，但它们所倡导的舒适理念，始终未曾过时。

在新冠疫情之前，时尚已经朝着提升舒适度和拓宽自我表达的方向发展，而居家生活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究竟时尚与美容的哪些方面是“为了自己”，哪些只是为了取悦他入。全妆和令入不适的黑色紧身衣不再被默认为常态，反而更像是低级酷刑。

从灯笼裤到紧身裤，女性通过各种风格尝试以时尚来表达自己、追求自由。于是我们迎来了一个“真理时刻”：当被问到“如果没人看，你会穿什么”时，答案不再是那些刺挠、不服帖、脱下后会留下压痕的衣服。

但“为自己而穿衣”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时尚真的能脱离环境独立存在吗，还是它总需回应某种互动？

疫情或许是验证这一问题的绝佳场景。没有了陌生人赞许的目光、因项链而展开的话题，甚至那种穿着怪异衣物的反时尚宣言也失去了旁观者的反应，失去社交功能的时尚犹如哲学命题中的“倒在林中的树”。

当年灯笼裤舞会上的进步女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通过服装寻找同伴。时尚既是自我表达，也是交流方式。而当这场对话失去了回应者，某些意义也随之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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