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博士接受访谈，他表示鼓励生育才能解决人口问题。
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过去人口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但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且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人口总量也被印度赶超。如果失去了劳动力红利，对经济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有人认为，人口红利的衰退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拿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养出了一些不思进取的企业家。怎么看待这样一种观点?近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博士接受*财经《有识》栏目“人口十问”系列访谈，他表示人口总量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市场，无论是需求侧还是劳动力供给侧的规模效应都在递减，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随着少子化、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过去年轻人是劳动力市场的供应者，同时也是高消费人群。如今，这部分人群现在逐渐步入老年，替代他们的人越来越少，而中国的养老模式是由年轻人交社保供退休人员。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每一位年轻人需要抚养的老人会越来越多，在职人员就会有更高社保缴费负担。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养老压力，我们要么提高社保交费比例，要么提高退休年龄。
此外，虽然理论上引入一部分年轻移民能减轻少子化带来的问题，但考虑到中国没有吸收和归化移民的传统，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鼓励生育，从过去抑制改成鼓励人口增长。
对于“拿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养出了一些不思进取的企业家”的观点，李伟并不认同，中国的企业家不是一群不劳而获的人，相反他们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非常具有进取精神。“希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方面可以更多向劳动者倾斜。”他认为，上述观点更多的是一些人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抱怨。
以下是文字实录：
1、人口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过去人口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但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且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人口总量也被印度赶超，如果失去了劳动力红利，对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李伟：首先，发展经济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更多资源、时间去享受生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于资源的需求，大家了解比较多的是自然资源，比如矿产、土地。但经济学家都认为，发展经济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力资源，当人力资源很充足的时候，劳动力基数大，市场就很大，因为这里面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依赖于所谓的人口红利，即我们人口基数大，年轻劳动力多。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在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里面包含三个问题：
第一，人口总量的下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市场，无论是消费需求侧还是劳动力供给侧的规模效应都在递减，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效率和总产出。现在印度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就意味着印度未来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当然因为其人均收入较低，印度消费总量上超过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人多确实还是具有规模优势。
第二，人口结构性的问题，随着少子化、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过去年轻人是劳动力市场的供应者，同时也是高消费人群。如今，这部分人群现在逐渐步入老年，替代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中国整体上开始有更多人步入老年，而我们的养老机制是由年轻人交社保供退休人员享受退休金。如果退休的人多，未来工作的人少，在职人员就会有更高的负担，等现在工作的这些人年老时，他们的孩子更少，在未来能帮助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人数就会更少。所以，我们要么提高社保交费比例，要么提高退休年龄，或者两个同时来做。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对老年人来讲，这都是一个比较重的负担。
第三，很多人今天储蓄就是为了未来养老，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将积蓄用于购房或投资股市等渠道。然而，这一普遍的养老策略潜藏着风险。退休后，由于收入的中断，老年人必须依赖出售这些资产来维持生计。问题在于，当大量的老年人同时出售资产时，市场上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如果买家数量不足以吸纳这些资产，将导致资产价格的普遍下跌。这种现象对于那些期待在老年时期能够获得稳健回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他们年轻时的储蓄和投资，本希望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回报，但现实的情况可能是，正当他们需要用钱时，资产的回报率却出现了下降。这种劳动与回报之间的不对等，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财务安全，也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有各种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可以更加国际化。换句话说，虽然中国进入了老龄化，但还有很多国家有年轻人，比如刚才说的印度。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当中国的老年人开始变卖他们的资产时，让印度人来买资产，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还有一个办法是，假如不考虑文化和传统因素，我们可以引入一部分移民来弥补少子化问题。移民政策可以优先考虑年龄，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中国，既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也能帮助老年人养老等。但考虑到文化和传统因素，最好的补救办法还是从现在开始鼓励生育，从过去抑制改成鼓励人口增长，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
2、有些人认为人口红利的衰退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拿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养出了一些不思进取的企业家。怎么看待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让一些企业选择离开或出海。如何看待人口红利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李伟：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足的时候，我们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会受到抑制，很可能导致企业和社会的收入分配会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者。
对于一些人认为“拿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养出了一些不思进取的企业家”的观点，我持怀疑态度。我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企业家，其实都具备非常强劲的进取精神的，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我们想象的不劳而获的一群人，而是拼命工作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上述观点，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抱怨，即收入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更偏向资本。但这个问题在不断改善，从一些数据可见，改革开放45 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工人工资的涨幅非常高，远高于附近的东南亚国家，也更高于欧美这些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涨幅一般在 2% 到 5%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涨幅都是两位数。
未来，我们希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方面可以更多向劳动者倾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市场也会进行调节：当用工需求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下降，人口持续负增长，那么工资上涨就会成为趋势。当然，这个前提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因为工资的增长和经济总体的发展紧密关联。当人口基数大的时候，规模效应会带来更多效率提升;当人口下降时，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效率变得更加重要，如技术创新等，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投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产业升级能够带动更多公司的发展。
3、低生育率会对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产业会被重塑?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现，一些岗位完全可以被替代，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减少对人口数量的依赖?
李伟：我觉得今天遇到的人口问题，一部分可以通过未来的技术提升来解决，包括ChatGPT各种一般类型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通用型人工智能在生产中替代一部分劳动者拥有广泛的应用空间。特别是对于中国、日本这样迅速老龄化的国家，未来的养老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养老服务都是人力密集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还需要年轻人去做其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包括一些人型或者非人型机器人，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老龄化以后，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一些新产业也会应运而生。人口增长的时候，母婴产品的需求非常大，而人口老年化的时候，养老的需求会上升。除了物质方面消费，很多老年人在精神方面也有很多消费需求，比如欧美一些国家老龄化也非常严重，老年人特别喜欢去听一些古典音乐会，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对文化方面的需求可能也会增加，这也会带来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我们对此也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