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去风光，陪你去闯荡，陪你输了我的江山也无妨。”漓江的风吹到桥上，小伟帽子的棉线四处乱飞，他冻得哆嗦，对着手机镜头唱歌。“这首歌听过吗?许华升唱的，他是我们广西的大网红，是我们的骄傲。”他畅想自己也能成为坐拥千万粉丝的网红。
开播一晚，他的直播间里人数寥寥。“给点吧，哥，给点吧。”他一句又一句地说着。桥下一片漆黑，他突然提高音调，转头对着漓江喊道：“我现在就缺一个财团，缺一位带我扬帆起航的‘榜一大哥’!”
这里是桂林南洲大桥。和小伟一起的还有数十位主播。他们来自同一家传媒公司，大多是刚开播的新人，粉丝刚过万。一名主播曾在直播间介绍：这是广西最大的网红桥。
每天夜里，无数个打光灯立在桥上。此起彼伏的聊天声、喊麦声、歌唱声响起。没有才艺和外貌的优势，他们通常在桥上席地而坐，彻夜直播。还有人戴着草帽，用棕色粗陶酒碗表演“一口闷”。
在认同直播的人眼中，这里是当地最大“网红桥”，桥上是一群怀揣创业梦的年轻人。在不认同的人眼里，这里就是“丐帮桥”，桥上是好吃懒做的“网络乞丐”。
但主播们深信，直播是风口，是实现网红梦的途径，还是提供情绪价值、排解压力的重要职业。他们说，“不管是桂林，还是深山老林，都在直播。”
晚上10时，DJ声停止，跳广场舞的人群散去，但南洲大桥依旧热闹。
主播们骑着电动车前来，每个人的车上都放着一张“L”型单人折叠沙发，车后座是一只大黑包——里面有补光灯、声卡、容量2.5升的保温壶、25.5w毫安的充电宝，还有缠作一团的几十根数据线和三台手机——只有这样，才能支撑直播到天亮。
电动车在桥边有序地停成一排。来得早的主播已架起了补光灯，插上声卡，调试好角度。“打打鸡血赚钱，开播啦!”李琴举高攥紧的拳头，作出打气状。一旁的主播林宇看向她说：“你今晚肯定能收两只华子(即一种叫作“嘉年华”的直播间虚拟礼物，合3000元人民币)。”
开播后，李琴的嗓音“夹”了起来，她用嗲嗲的音调，机枪似地说出一串欢迎语：“先小心心占榜好不好，哥哥们赞赞走一走，赞赞走一走。”“哎呀看这是谁来啦!是我们哥哥回来了!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呐……”
她边说边做出歪头亲吻的表情，“想大哥是放在心里，没发现我有点害羞了吗?”即使坐在地上，也不妨碍她假装在跺脚，脚尖嗒嗒点地作撒娇状。
很难想象，李琴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少说话，在主播中没什么存在感。人群中最活跃的是婉婉，也被称为“二姐”——因为她每晚打赏金额榜排第二。南洲大桥上的主播各有自己的风格——林宇的直播内容是唱歌，唱腔模仿周杰伦。六哥主打喊麦和聊天唠嗑。粉丝数和打赏排名第一的“一姐”曾是一名钢琴老师，这晚她曾经的学生也加入了主播的行列。
挣钱是他们聚在这里的唯一目的。“一姐”扬起下巴，她透露自己上个月直播的收入在10万左右。
主播们沉浸在那小小的方寸世界里，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的手机。
桥上偶有少年三五成群，骑着电动车疾驰而过，用嬉笑腔调冲着主播们喊：“嘿，哟哟~乞丐，网络乞丐。”
没有主播抬头，聚集在一起的他们形成了更大的“结界”，结界屏蔽了一切声音。
林宇说：“人家明星都能拉下面子在这里播。”他指向旁边卖力唱歌的男子赵一玮，搜索引擎上对他的介绍是：中国男演员、歌手。他曾跟歌星张信哲签约同一个音乐公司。
嘲讽声是什么时候传来的?2021年11月，某知名男演员表达了对目前直播乱象的不满：“非常悲哀，现在很多小孩，找个角落，打一个灯，搔首弄姿，就可以生活得很好!”随后网友将这番话和南洲大桥的直播现场PS在一起。每次直播，他们的评论区和弹幕就挤满了“好吃懒做”“社会蛀虫”的谩骂声。
争议没有停止。路人常常停下围观、拍照、议论，说得兴起时，他们指着人群评价：“看他们像看小丑”。年长者探着脑袋问：“这个能挣到钱吗?”
同样在深夜工作的代驾员江强看着主播，言辞激烈：“年轻人要是都这样，要亡国了”，他骑着折叠车，称自己是停下看看美女，嘴巴却没停下：“资本把他们搞狂了，狂了就无所事事。”他鄙视短视频平台的无意义内容，说自己从不看直播，“我一般看《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谈话类节目)。”
也有温和的声音。一名路人说，他不会反对自家孩子直播，“如果小孩喜欢，那就去做啊”。
离开时江强的言辞突然缓和下来，他表示自己理解直播是某些年轻人不得已的选择，直播可以，但是不要聚集在户外，“影响不好。”
[2]一切为了流量
“我们纯粹就是唱唱歌，聊聊天，又没打擦边球，又没扰乱公共秩序，想不通什么心态骂我们。”一名主播委屈道：“要不是为了流量，谁愿意这样?”
流量，是主播们聚集在南洲大桥的理由。
抱团直播是为了流量。公司运营阿瑜坐在主播阵营的最前端，负责处理突发情况。他拿起手机上下滑动，“只要刷到一个在这里播的，你接下来会刷到这一片的(所有主播)，有个互相带动的作用。”
彻夜直播也是为了流量。“小主播只能捡大主播不要的流量。”头部主播往往在白天或上半夜直播。到了后半夜，阿瑜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提神，因为长期熬夜抽烟，他的嘴唇发乌，牙齿上都是厚厚的烟渍。
通常零点到凌晨两点是流量高峰，早上八点左右还有一波高峰，中间的几个小时，主播们就在户外地上和衣而睡，等待着。
阿瑜说，广西的户外直播很出名。偶然的一次，公司召集主播们去户外直播，无意中发现流量更可观。有主播曾尝试在户外积攒粉丝后转回室内，结果流量一落千丈，只得选择继续在桥上播。
更神奇的是，在桥上的主播越多流量越好。阿瑜挑起眉，表情自豪地说，“让你大开眼界了吧，看到这阵势!”
主播们眼中有清晰的目标线——流量等于粉丝，粉丝等于渠道，渠道等于做什么都能挣到钱。但在现实中，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收益，他们最终还需靠索要打赏、礼物获利。
阿瑜举例道，如果一名主播一晚收到价值100元的礼物，平台会抽取50元，公司抽取5元，剩下的45元才属于主播个人。
“赚大钱”是少数。哪怕身处南洲大桥这一流量高地，大部分人一整晚只能挣几十元。阿瑜说，有刚起号的主播“熬夜播，结果连手机流量费都不够。”
在煎熬的起步阶段，每位主播都有自己的偶像。六哥的偶像是“小鬼”，小伟偶像是许华升——他们都拥有千万粉丝。小伟会在视频的配文上写：“许华升先生，你看到了吗?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那样。”他甚至想好成名后要带什么货——广西特产螺蛳粉。
围观者同样为流量而来，秦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播的“工位”之间穿梭，举着手机测试直播间人数。
秦辉来自广西百色市龙胜县，做珠宝生意失败后，他开始在网上卖家乡特产罗汉果。为了拓宽销路，他曾请专业主播带货，结果“钱花了不少，货没卖出去多少”。他和合伙人决定亲自上阵，仓库里、办公室、路灯下，各个地点都试遍了，“就是不进人。”每次他们都灰溜溜地下播。
刷到主播们在南洲大桥的直播后，秦辉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这里肯定有流量。第二天，他就和合伙人自驾来到这里。“不聊了，这里测的不错，我就在这里卖我的罗汉果。”他跃跃欲试。
一旁有人说，要不第一批就卖给这群主播吧，“正好他们费嗓子!”众人笑作一团。
[3]桥上的后半夜
11月底，桂林气温骤降，漓江的冷风吹得人脸生疼。主播们的行李里添上了厚衣物和暖宝宝。
驱蚊水也是桥上的必备品。桥下江水腥臭，引来蚊虫肆虐，播着播着可能蚊子就飞到了嘴里。
起风时大货车经过，汽油味中混着一股尿臊味。路人皱起眉头，“怎么一股尿味?”一名主播忙不迭地否认：“不是我们，我们都是在桥下。。。。。。”不管是虚拟网络，还是现实生活，遭受的非议太多，致使主播们产生一种应激反应，下意识想要去解释。
直播期间，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在南洲大桥解决。夜间饿了可以点外卖，外卖地址填“桥头直播处”。桥下的公园里有厕所。
深夜一名女主播起身询问有没有人想上厕所，桥下太黑，她需要个伴。公厕有时会被保安锁上，“桥前面有个草坡，要小心点不要掉下去，随便找个地方。。。。。。”她吐了下舌头，没有继续说下去。
有时他们会被城管或交警等驱逐。此时他们会换到桥洞里或其他地方。
直播持续四小时后，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桥下更加漆黑，桥上鲜有车辆驶过，四下只听见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李琴从包里拿出了按摩枕，缓解久坐导致的腿疼。六哥又往保温杯加了一包速溶黑咖啡，让自己提神，尽量不要睡觉——怕睡着后寒气入体生病。
主播们从激情亢奋慢慢变得疲累、萎靡。林宇握着话筒，不再大声歌唱，眼神放空、呆滞。还有人将“L”型的沙发放平，把浴巾搭在自己脑袋上，把脸盖着闭目养神。
整个场域开始充满情绪和戾气。身体的疼痛和劳累消耗了他们对恶评的忍让。他们不再假装没看到，而是拿着话筒、抖着腿回怼：“我不是国家栋梁，你是你是。”“你躺床上刷手机评论我，还说我浪费生命。”
“都让我们找个班上”，婉婉说，她正因为上过班，才更不想上班，“不想过那种饭钱都要算计的生活。”
2022年6月，婉婉从广西一所二本院校的艺术专业毕业。当主播之前，她做过美术老师，时薪13元。室友们大多考取了教师编制和公务员。室友告诉她，工作中需要干很多杂活，月薪三四千。她对这种出路不满意。
她掰着手指算，除掉房租、买菜，随便买点东西，三四千就什么都不剩了。“父母都是农民，要是出了意外需要用钱，难道还让他们补贴吗?”
“做这个还能搏一搏，多赚些。”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一直很独立，高中暑假便独自坐火车到东莞打工。与她同期开始直播的女孩没坚持下去。她熬过了初期，现在月收入大都在一万元以上。
代价是直播间刷屏的谩骂声。她一句句复述网友发来的恶语：“你真是白活了，上个大学白上了，还本科呢”“你还不如去卖，爸妈看了不心疼吗?”
这一晚的直播中，婉婉获赞1.6万，在线观看人数148人。观众里有她的父母。
对此她表现得无所谓。父母不太懂互联网，也不反对她直播，只是会带着长辈的攀比心理问她：别人的直播间怎么能收那么多打赏?
[4]屏幕内外
打赏往往伴随着骚扰。直播间外，主播也需要花大量时间和心思，来维护和打赏者的关系。
婉婉会把榜一大哥分成两类，纯表达欣赏的“情怀党”和别有所图的“其他大哥”。她最信任的是前者中的一名“大哥”。没票的时候，大哥会给她送“尊严票”，还会送“华子”。
“大哥把我当女儿，给我人生建议。”她说，在聊天软件上，大哥常与她聊美术、聊建筑，开导她与父母的矛盾。开播前调试设备时，她仍在不间断地与大哥发语音，分享自己的日常。
在婉婉展示的聊天记录里，这名“大哥”曾说，她像自己的初恋，看见她就像看见年轻、青春的自己。
她性格开朗，面对陌生人也坦诚地聊起自己的父母、爱好、宠物。对于陌生人送的食物，她十分自然地接受，邀请她一起喝奶茶，她也会自然地挽起女孩的胳膊。聊天分享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看起来并不排斥。
面对别有所图的打赏者，婉婉说自己从不答应，“不想变成那样”。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垂下头：“但已经成为我从来没想到的样子，我还以为毕业后，我会在哪个广告公司当白领呢。”
女主播要留住“榜一大哥”，男主播也要留住“榜一大姐”，如何把控好屏幕内外的界线，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研究数据显示，男主播约占总数的11%。林宇说，男主播的“男”，就是困难的“难”。
在主页的视频中，他身着迷彩服，要么在草坪上匍匐前进，要么展示格斗术，展现“年轻硬汉”的人设。他很清楚，自己的受众都是年纪偏大的姐姐。
曾有姐姐提出想与他发展恋爱关系，林宇说：“不想这样，做朋友就好，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被拒绝恋爱请求后，那位说要给林宇刷一万个墨镜的“榜一大姐”再没来过直播间，还把他拉黑了。
一旁的“一姐”过来支招，提到相似的经历，她发现对方手机号，“我打过去了，他就回来了。”林宇听到后说：“回来了?牛!就应该主动出击。”两人达成一致，手一甩，满不在乎地说，就该这样，“不能要脸，就是要钱。”
即便在“拉扯”中选择把亲密关系彻底“商品化”，他也没有婉婉那么习惯于提供陪伴感、亲密感。他说把大姐当朋友，提供情绪价值，但他对于聊天感到“很费劲”，得想办法好好回复，不能敷衍。
在白天一对一的、夜晚一对多的情感劳动下，他在现实生活中变得不爱讲话。但他深信，这个职业是有意义的，在压力值居高的现代生活，人人都需要情绪出口。
小伟的外貌和人设不如林宇易获“大姐”的青睐。他个子瘦小，只要出现在直播间，就会戴着一顶编织的花帽子，他说他是光头，怕吓着观众。
他不会唱歌，也没有其他才艺，只好在直播间不停地说“给点吧，哥，给点吧”。实在无聊，他会在桥上走来走去，和观众一起评论身旁女主播的身材和长相。
观众喜欢他什么?弹幕飘过两个字：真诚。他反复强调，自己把粉丝当真心朋友，付出信任和真诚，主打长期陪伴。
类似的论调，也出现在公司的负责人口中。针对想要入行的新人，负责人婷姐支招：“要把观众当朋友，说白了就是夸他、捧他，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大哥说什么都说是。”
婷姐强调，线下维护是工作中必要的部分，“‘大哥’给你消费那么多，难道打个电话、视频一下都不愿意吗?”她还补充，对于过分请求，需要及时向公司汇报，如果擅自见“大哥”，出了问题公司是不出面的，“这是私人感情问题。”
她说，和打赏者恋爱是主播的自由选择，是正常的。
[5]“制造亲密”不应该背负太多道德原罪
董晨宇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其通过对直播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讨论了该行业中被物化的亲密关系。
他的研究将直播平台比喻为一个“情感外卖工厂”，主播则是一个个供人挑选的情感外卖，填补观众的情感饥饿。而在直播观众看来，他们与主播之间更像是一段靠礼物“租续”、排遣寂寞的暧昧游戏。
他在论文《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中提到，直播平台通过亲密度、礼物和PK等技术配置，鼓励主播与观众之间建立一种高度商品化的亲密关系。公会则在职业培训中，将这种亲密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招待”与“推拉”两种策略方式。
《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其的专访中提到，在董晨宇看来，无论是直播从业者还是观众，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不应该背负太多道德原罪。直播中的内容和关系当然不是真实的，但这可能是很多人仅有的慰藉。“短暂的、浅层的、表象的，甚至是伪亲密关系，只是人们的权宜之计。”
在“金钱”与“情感”互相流通的直播中，约莫40岁的六哥则显得非常特殊。他的主页背景图是和老婆孩子的全家福，“我一上来就把那种幻想给摁灭了，我是有家庭的人。”他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的直播很纯粹。”他表示，自己从不维护线下关系。对此他感到骄傲，他站起来，指着其中一名主播，“你看那个，往地上一坐，等着大哥来刷礼物”“那个，也没想着好好做账号”。其他主播抱怨数据线坏了，他揶揄道：“坏了让大哥给你买新的，你全身上下，连内裤都是大哥买的。”
他也苦于难有打赏。上个月，他挣了七千，给家里的老婆寄五千，剩下留着交房租和生活费，抽着五块钱一包的烟。
桂林的雨下了一整夜，主播们接连病倒。六哥在主页发“今晚停更”的公告，他感慨，熬了一周挣了七百，病一场还要倒贴。他不再雄心壮志，认为自己再播一两年“能要抖音半壁江山”。
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变了。他想回到室内，白天直播，晚上睡个好觉，“过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