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靴子终于落下。在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势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应对已更为吃紧。低生育是个千千结，但务必要解，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希望，也系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能。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专栏，特邀人口领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话题发表观点，抽丝剥茧，共同求解。
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除了提供育儿公共服务、育儿津贴等实物与现金给付之外，淡化“只生一个好的时代记忆”、引导社会以及个人转变生育意识显得极为重要。此外，激励政策发力早晚对提升生育率也有重要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分工和家务分工上，体现责任与义务的男女均衡，如让男性多做家务，也是提振生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些方面，中日韩三国的生育率及政策转变提供了实证参考。
促进生育，淡化“只生一个好”的时代记忆很重要
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下降速度越快。但是，中国和韩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并没有完全依此规律发展。
日本最早跻身于发达国家，1981年实现人均GDP超1万美金，韩国在1994年实现了人均GDP超1万美金，与日本相差12年。中国2019年实现人均GDP超1万美金，与日本相差38年、与韩国相差25年。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三个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时间差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到三国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时点上。
在人口学界，通常把总和生育率（以下简称“生育率”）下降到1.50称为“低生育率”社会，下降到1.30称为“超低生育率社会”。日本1992年生育率降至1.50，2003年降至1.29。韩国1998年降至1.46，2001年降至1.30，表示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社会。中国1998年曾一度降为1.52，此后有所回升，2019年降至1.50，2020年降至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