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河边的错误》小说到电影有何改变？
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河边的错误》上映。从小说到电影，有什么改变？
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最具代表性的先锋小说之一，该小说被认为是余华对中国传统侦探小说的戏仿和拆解，曾被张艺谋、陆小雅等多人购买电影版权，但从未面市。余华在特辑中表示：“《河边的错误》其实是很难改编的，因为小说的语言并不能直接改编成电影，这一次康春雷和魏书钧把它改出来，我有点儿惊讶。”导演魏书钧也坦言：“这是我第一次改编小说，我意识到读过小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马哲（朱一龙饰），因此改编最重要的是把原小说里面更内在的、更深层次的感受传达出来。”
正如经典黑色电影往往来源于文学那样（甚至“黑色电影”之名也是缘起于文学），《河边的错误》是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以一种“魏书钧式”速度创作完成并入围2023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黑色电影。无论从叙事野心或者说作者表达上来看，《河边的错误》都迥异于导演的前两部作品，题材变奏之余创作难度亦在增加。这篇访谈是为电影国际版媒体手册访谈的中文原版全文，亦是我和导演从小说改编到剪辑完成之间数次对话的总结：从改编中的取舍变化到对于“年代感”的审慎考量和实现；从选择胶片拍摄的原因到演员指导的方法；从创作方法的形成到拍摄现场的调整。
《河边的错误》剧照
记者：
从自传性青春片《野马分鬃》到《永安镇故事集》里的黑色幽默悲喜剧再到现如今《河边的错误》，一部标准的黑色电影，你的每一部电影都处理了不同的类型和相应的风格问题，以及这每一个类型的实现难度都是递增的。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这样的“多变”对于你的挑战和刺激分别是什么？
魏书钧：
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作为新导演，要确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什么又是没试过但喜欢的，继而创作一部又一部感兴趣却没有做过的电影就变的顺理成章。《河边的错误》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类型的框架里、在一个文学的基础上开展一个叙事：它当然不同于一个自传性的或者一个极其“当下”的类似于《永安镇故事集》的东西，又或者说前两部作品都围绕着我的经验或者工作，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河边的错误》对于我来说有几个既定的框架作为创作前提，首先是小说本身叙事层面的结构——系列杀人案件，以及基于此的文学表达，这是一种包含了时代性的文学表达：比如集体环境对照个体的关系——亲密的、异化的、彼此影响的。还要兼顾到原著对传统侦探小说叙事的某种颠覆——它并不全部围绕在“破案”这个层面上，有一层更幽暗、不可测且很难直接解读的部分，小说的意图就在此，也是它先锋性的体现。
记者：
《河边的错误》是一部受邀而成的创作，你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魏书钧：
是的，别人带着这个计划找到我，读过原著短篇小说后我也很快就接受了。也许是因为篇幅或者孕育小说的时代，这部小说并不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但这恰恰使得它有了实现改编的更多可能，它像是一个“过去时”的“新东西”，出于名家笔下但仍有神秘面纱。这一切都让我对改编它更感兴趣。如果说，把这本《河边的错误》比作一个苹果，那它作为小说已足够成熟，只不过当它再次落到地面的时候，我和其它的“农夫”把它当作一个种子，种出一棵新的苹果树。这也侧面说明了我另一个观点，小说和电影作为语言不同的两种艺术，二者交集不应止步于情节和人物，而是更内在的“基因”，二者交集之外的部分带来的就是改编的可能性。
余华《河边的错误》书封
记者：
这种可能性，具体说来是什么？
魏书钧：
就是整个叙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了电影一些空间，或者说通过电影再对小说二次解读：它可能是一种关乎命运的诉说或者关于未知的定论，也可能是一种对社会关系进行个体化写实的描写，小说的暧昧性使得这些都可以成为选择，或者不选择。另一个小说给予的既有框架就是它的年代性。
记者：
小说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的电影将时间设置于九十年代。为什么最终选择大致遵循原著中的时间设定而不将其转换为一个更接近于当下的时代？
魏书钧：
有一点很简单的原因，时代的变化尤其刑侦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个故事如果放在当下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天网和更先进的刑侦手段，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关于时代的改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出于对原著的尊重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改编工作，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还有，我不觉得原著里的故事局限于那个年代——因为今天读来我依然有很强的感受，那这个故事也许反而更值得往“过去”去做，把一个过去的事在当下成功地做出来，这是一个会吸引我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拍摄的年代恰好是我出生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个孕育我的时代有了越来越强的了解欲，那个十年塑造了我们这一代，它的影响也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但就像是我们当时聊到的，千万不能做成一个为了九十年代而九十年代的东西，不要刻意怀旧甚至要尽力避免怀旧，避免仅仅因为“旧”而莫名的感动。当然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但这一点确实也是我在完成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
记者：
当时我们有详聊并且着重提出这一点也是出于对近年中国电影尤其是年轻一代导演创作的观察，而且这确实是一种现象。时代感并不能完全依靠通过对布景、服装、物件的还原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能，除非是一种廉价的、裹挟的甚至情绪绑架式的时代感。这种一厢情愿的“复古”一点都不高明。
魏书钧：
要极力避免莫名其妙的感动。找一个旧的录音机，还原当年警队的刑侦方式，都是简单的。但那个年代中更看不见的氛围，其实对我来说是难以捕捉的。就很简单的一点：我翻阅了很多的画册和摄影集，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单纯、某种集体主义至上的观念，因而对自我的关照或者说对个体感受的呈现反而不太明显。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我希望表现一些在那个环境里会在意个体感受的一些角色：比如钱玲、王宏的角色和生活就是按照这个想法被设定和想象出来的，这种营造也牵涉到年代性。
《河边的错误》剧照